涕零
①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
这是我讲的四个观点，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大数据、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
我再补充两点：
第一，我们经常讨论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计划，我反对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中央机关制定所有人的计划，经济计划是每个人都在做。
第二，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全是基于认识论的，不是基于利益的。计划经济下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多讲。这不是说激励机制不重要，恰恰相反，激励机制的扭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只想证明，即使假定不存在激励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行的。
最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扩展的“卢卡斯批判”。我们知道卢卡斯是理性预计学派的代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批判是从计量经济学来的，他说“任何基于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如果政策实施会改变得出该政策的模型本身。”这句话说得有点绕口，但是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收集那些数据做计量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政策制定，而这个政策的实施会改变了形成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它是不可行的。我又对它做一个拓展，这个拓展就叫做任何基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性规律，包括数据，都不可以应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所观察的经验规律的行为基础。
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计量分析。比如说30岁的人最有创造力，政策根据这个，说以后科研经费只给30岁的人，其他人都不给了，因为他们最有创造力，这也是最优资源配置，那样的话30岁的人就不会再有创造力了。30岁的人之所以有创造力，除了年龄、记忆等等之外，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了这个成长的过程，30岁就不会有创造力了。我们经济学家犯过太多这个错误，从市场上拿到一些规律一些统计，马上就建议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你可以统计说年产1000万吨的企业是具有最高效率的。所以政府规定，以后投资只能是投资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以下规模的就不可以了。那这1000万吨钢铁的企业就不会是最有效率的了，为什么？是因为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本身是一个经营的结果，开始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很小的企业，但是打垮了好多大的企业。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再强调，任何市场当中，基于市场数据得到的经验规律，都不可以用于制定政策，因为用这个制定政策本身就改变或者扭曲了经济关系本身。大数据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所以由于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们再用大数据做计划经济，这固然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说这一定会失败的。
② 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成果包括哪些
公共选择学派地方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俱乐部理论(一)俱乐部与非纯公共品1.公共物品、非纯公共物品与俱乐部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作为经济中的一个部门，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部门提供。不过，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有一种商品，称作非纯公共物品或混合商品，多数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联合提供。非纯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提供的物品，研究非纯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理论，叫俱乐部理论。2.俱乐部理论俱乐部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A.C.庇古与F.奈特有关对拥挤的道路征收通行费的论述。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与蒂鲍特。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二)布坎南模型——“内俱乐部理论”1.俱乐部均衡的布坎南模型布坎南的创始性研究解释的是俱乐部的自身问题，不考虑俱乐部与外部的联系，因而叫内俱乐部理论。在俱乐部研究上，布坎南既是创始人，又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其后的很多研究与之紧密相关。俱乐部规模包括提供的物品数与容纳的成员数两方面。如果只从俱乐部成员的角度考虑，那么按照微观经济理论，俱乐部欲实现均衡，就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P92 第二自然段的后半部）2.最优俱乐部规模的决定简言之，布坎南的理论表明，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用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3.布坎南模型的推论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解释了非纯公共物品的配置，但这一理论同样可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两个基本点极端例子。(三)联系俱乐部内外的一般理论1.俱乐部内外均衡的一般理关于俱乐部的一般理论有很多人进行了研究，其中W.奥克兰的模型较完整较有代表性。以下便以奥克兰模型为主介绍一般俱乐部理论。一般俱乐部理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俱乐部均衡，分析时既考虑俱乐部也考虑非成员，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社会中，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受到三个因素影响：私人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的拥挤程度。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力求个人效用最大，为此他首先得决定是否加入俱乐部。而一旦假如俱乐部后，他还得决定对俱乐部的利用率。如何理应俱乐部又取决于俱乐部物品数量、成员人数和会费。这些都是俱乐部一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当每个社会成员实现最大个人效用时，我们就说实现了俱乐部内外同时均衡。2.一般俱乐部理论的推论从关于俱乐部的一般模型中，可以看到其种种具体经济含义。(1)成员特性的作用。成员是否同质，对俱乐部特性的影响是不同的。(2)排斥成本问题。排斥成本指的是建立与维护一种机智，以限制俱乐部利用率与成员数的成本，前面的一般模型中未考虑到这一成本，引入这一成本后，一些结论也许要修改。(3)关于不同组织结构的效率问题。私人经营不管是由成员合作经营还是由企业经营，都可能实现配置效率。这说明非纯公共物品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四)以足投票与地方公共物品资源配置1.蒂鲍特假说——以足投票理论蒂鲍特的观点表明，分权决策可以自动实现地方公共物品配置上的帕累托效率。然而，要指出的是，蒂鲍特假说压迫以来几个比较极端而不太实现的假设，这就影响到蒂鲍特理论的说服力。2.蒂鲍特假说的意义、缺陷与发展(1)意义蒂鲍特假说说，在地方公共物品生产或社会规划方面，自由资源的个人分权行动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蒂鲍特假说推倒巧妙，结构新颖，富有启发性。(2)缺陷蒂鲍特理论的第一个缺陷表现在(a)地方公共物品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而不是始终规模收益不变。(b)很难有足够数量的社区。(c)社回成员的流动性是不完全的，迁移是有代价的。此外，个人收入显然要受到他所处社区的限制，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心，各社区之间存在外在效应。蒂鲍特模型的第二个缺陷是未能具体考虑地方公共物品的筹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高支出与高税收相伴。社会公共物品组合的确定也存在问题，这是蒂鲍特理论的第三个缺陷。(3)发展与此同时，蒂鲍特以足投票理论也有发展。艾拉德与希尔曼考虑了移民政策对最优社区规模的影响。伯格拉斯指出：个人的技术差异影响着边际产品，从而决定着社区类型与居民定居选择。赫尔普曼、潘斯和费什也在蒂鲍特以足理论上有了发展。3.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和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比较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的关键区别在于：蒂鲍特以足投票显示的是对地方公共物品的偏好，这一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更接近于纯公共物品；布坎南的俱乐部显示了对非公共品的偏好，这里的非纯公共品具有排他性。与此同时，两者也有共同之处：(a)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都假定同质的成员同等分摊成本；(b)社区与俱乐部是否最优取决于其成员的观点。萨缪尔森较早地分析了公共物品的配置问题，但结论令人沮丧。蒂鲍特首先注意到并区分了全国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性公共物品，提出以足投票概念，从而使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问题的解决呈现转机。(五)财政联邦制1.财政联邦制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就各级政府的关系而言，政府体制基本上分为单一国家、联邦和邦联三种形式。联邦体制决定了财政结构是财政联邦制。但是，公共选择学派指出，现实中的财政体制并不理想，理想的财政体制应是经济考虑建立的财政联邦制。财政联邦制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充分地实现个人自由，提高经济效率。财政联邦制与以足投票还促成了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或各行政社区之间的竞争。2.最优财政结构的确定理想的财政联邦制是指一种最优财政结构，它设计到各级辖区规模的确定和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应分归哪级辖区。布坎南与弗劳尔斯指出，财政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应综合考虑下面一些因素：(1)地方公共物品的作用范围，及其外部经济的影响范围；(2)地方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3)集体决策成本。3.联邦职能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与帕吉马斯格雷夫把联邦应参与完成的只能归纳总结为配置、分配与稳定三个方面。五户官僚机构与公共物品生产——官僚经济理论(一)官僚机构、官僚经济理论1.官僚机构与公共物品供给在政治过程中，立法决策过程确定的是公共物品的需求，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那时政府的各级行政机构提供的。公共选择学派将各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机构。2.传统的官僚理论传统的官僚政治理论是与公共选择观点截然不同的。关于官僚机构的较早而有最有影响的分析当数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他看来，官僚机构是服务于当选政府所认为的那种公共利益的，它们提供的服务是不偏不倚的，有效率的，它们是一个有效的组织机构。韦伯的理论更多的是规范成分而少实证成分，实际上，他描述的官僚是一个理想的官僚模型。3.公共选择的官僚主义经济论官僚经济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供给模型之中进行分析，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官僚机构与官僚行为遵循着制度约束下的刺激反应模式。官僚经济理论基本上是用微观经济学的均衡范例来分析的。(二)尼斯坎南垄断官僚主义经济理论尼斯坎南是在综合塔洛克与唐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理论的。他关注的中心是效率问题，他研究官僚机构是为了分析官僚机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和比较官僚组织与其他市场经济组织的相对效益。1.官僚的目标函数：最大预算尼斯坎南看来，官僚的目的不是公共效益，也不是最大效率，而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为了使个人效用最大，官僚又要追求薪水等各种因素，而这些因素除易于更迭易于管理外，又都可归结为使预算最大。2.官僚机构的外在环境官僚是在一系列约束下活动的。这里的约束来自外界。官僚机构的外在环境表现为向它提供资金购买产品的机构，如政府或者立法机构。官僚机构与政府或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关系。但在这种双边垄断关系中，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其原因在于信息的昂贵致使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官僚机构相对于国会占有优势。3.官僚机构运行约束官僚机构在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中，要受到需求与预算两种约束。需求约束主要来自作为选民代理人的国会，也可能来自上级行政机关。预算约束来自官僚机构内部，是一种成本约束。4.最优产量的确定与官僚机构均衡官僚总是谋求预算最大，预算最大时的产出即为均衡产出，但此时预算资金必须大于或等于最低成本开支。这表明，局的最产出除取决于预算拨款与成本开支两个因素。确定了最优产出，就以为着实现产出均衡或局均衡（即官僚机构均衡）。显然，局均衡的必要条件是，预算拨款大于或等于成本。5.预算最大化垄断官僚主义的生产效率由于官僚机构要从扩大预算规模中获取效用，在官僚机构与上级拨款单位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双边垄断关系，因而官僚机构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垄断力。结果是：第一，生产产量相对社会最优需要过剩，故无论哪种均衡都缺乏配置效率；第二，在需求约束的均衡下，产出是以高于最低可能成本的成本供给出来的，缺乏配置效率；第三，官僚机构倾向于过量使用资本以提高预算的现值。6.米格与布朗热对尼斯坎南垄断官僚模型的发展可以说，尼斯坎南模型是公共选择文献中关于官僚机构理论的最重要罪最有价值的模型之一，因而影响也最大，受很多学者重视与发展。其中以米格与布朗热具有代表性。米格与布朗热在保留尼斯坎南基本模型的垄断假设的前提下，首先对其预算最大化假设提出挑战，认为它关于官僚的目的的假设未能区分产出和所有其他通过财政支配权而获得的特权。米格与布朗热还指出，官僚追求最大财政节余的行为，与尼斯坎南模型中追求最大预算拨款的行为正好是两个基本点极端，官僚的实际选择也处于两者之间。另外，从比较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米格与布朗热和尼斯坎南关于公共物品需求增加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的。7.对尼斯坎南模型的批评作为一个重要理论，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行为模型，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很多批评。关于预算最大化假设，P.M.杰克逊等人指出，增加官僚效用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与预算规模正相反，有些因素则负相反。尼斯坎南关于作为资人的主管机构（立法机构）与作为供给者的官僚机构这一双边垄断中权利不对等的问题，也成为批评的焦点。尼斯坎南模型同其他公共选择文献一样，还包含着一个隐含的保守结论：市场比官僚机构更有效率。这以结论在尼斯坎南模型中表现为产量过度，甚至是效率降低。这一自由放任结论受到I.麦克林的批评。再者，尼斯坎南模型的基础之一——垄断假设也同样受到挑战。除此之外，尼斯坎南模型是一个经济理论，它不仅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同时也受到一些政治家尤其是有英国文化背景的政治学家的批评。(三)竞争官僚主义经济理论1.尼斯坎南的理论尼斯坎南也专辟一章分析了官僚机构在竞争环境中的行为，只不过影响甚小。竞争发生在不同的几个局之间，竞争程度依政府级别而有所不同，尼斯坎南区别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个级别的官僚机构。2.布雷顿与温托布的交易行为理论概述布雷顿与温托布是竞争官僚行为理论的代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官僚在局机构中的行为是不断进行选择，或是选择高效率的表现，或是选择地效率的表现，着取决于官僚之间达成的交易。从布雷顿与温托布强调竞争与交易来看，他们显然是利用了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下面从选择行为、信任和竞争三个方面介绍交易官僚行为理论。3.选择行为(1)选择内容布雷顿与温托布认为，选择的内容实际上是指等级结构中不规范劳务的供给量。(2)有效行为还是无效行为的选择及其后果布雷顿与温托布指出，是提供有效的不规范劳务还是提供无效的不规范劳务，取决于如下因素：主管人与官僚之间的信任程度；官僚之间的信任程度；无效劳务供给的风险，这最终取决于监控的程度，从而又取决于监控的成本。对于是提供有效的劳务，还是无效的劳务或规范的劳务，其特点是：(a)下属在生产一项政策时要么有效率要么无效率，不可能两样都生产；(b)有效率的与无效率的行为都有风险；(c)当下属有效率时，主管人为其不规范劳务制度报酬，当下属无效率时，下属从所提供的不规范劳务中自取报酬。(3)不规范劳务数量的选择至于提供多少数量的不规范劳务，只要找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即可。4.信任信任理论构成布雷顿——温布托模型的又一个要素。关于这一理论的内容，他们指出，我们必须提供并寻求回答如下：(1)为什么有些产权由信任而不是由法律支持？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官僚网络中交易的商品与劳务很难度量，所以很难建立有法律强制实行效力的契约；第二个原因是官僚网络中的交易类似于实物交换，缴获与付款在时间错开，供求双方形成一种贷款式的信用关系，在这些情况下，产权契约难以实施；(2)个人如何生产与积累信任？信任是交易双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是一个准公共物品，它产生于不断的交易之中。(3)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积累的信任的均衡数量是什么？(4)网络的删减会如何影响一个局机构产出的生产成本？——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不是很重要，这里直接转到第五个问题。(5)信任对诸如外在性、道德危险，有条件契约之类的现象的影响是什么？在类似于市场的官僚网络中，交易的前提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产权关系，信任使得上述因素不致于引发市场失灵。从这一点而言，布雷顿和温托布还是认为官僚主义机构并不必然无效率，这与尼斯坎南的结论有区别。5.竞争(1)竞争官僚机构有没有竞争，有没有效率，可依据三个标准判断：官僚在各机构间的流动性；评估官僚表现的难易程度；主管单位撤换不称职官僚的刺激强度。官僚网络中的竞争采取三中形式：官僚在局里为工作或正式地位而竞争；官僚在信任关系的网络中为地位与成员资格而竞争；网络之间与官僚机构之间为资源与权限的分配而竞争。(2)官僚间的竞争布雷顿与温托布认为，在存在着竞争的条件下，官僚的选择仍然存在，也仍然影响成本，但官僚的租金会减少乃至消失——竞争完全时就消失，竞争不完全时则减少但不会消失而依然存在。(3)局之间与网络之间的竞争布雷顿与温托布关于竞争分析的结论是，竞争并未消除选择行为，因此应依赖于主管人的监督、重组与管制来消除官僚对无效率行为的选择。(四)投入偏好与财政节余利用1.奥热霍夫斯基的理论奥热霍夫斯基的观点是，官僚通过雇佣更多的职员来使用财政节余。通过模型分析，奥热霍夫斯基的结论是，为了获得最大效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之比不得等于其价格之比，既不得等于利息率与工资之比。同时，从比较静态学的角度看，奥热霍夫斯基认为，资本价格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对资本——劳动比例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2.皮科克的理论皮科克认为，奥热霍夫斯基的理论相对尼斯坎南模型而言确实是一个进展，但是未抓住官僚所具有的两个广泛公认的特性：谨慎与懒惰。皮科克的推论是：(a)在劳动投入成本即薪水既定时，官僚对劳动的需求即职员雇佣受到最大预算规模的限制；(b)当职员增加提高管理难度与强度、减少工间闲暇，导致官僚效用损失时，产量的扩张受到此效用损失的限制；(c)产量水平低于完全竞争时应有的产量，因而生产缺乏配置资源；(d)工间闲暇与财政节余过量，因而官僚机构运行缺乏生产效率或技术效率。(五)官僚机构主办人与官僚的关系问题1.早期的双边垄断理论(1)尼斯坎南的观点在尼斯坎南的理论中，官僚机构与主办人的关系是一个双边垄断关系，前者的预算资金来自后者的财政拨款，最终来源于税收。(2)布雷顿等人对尼斯坎南观点的反应布雷顿与温托布虽然也低估了主办人在官僚机构中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主办人或立法机构并非如尼斯坎南而言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米格与布朗热和奥热霍夫斯基基本上接受了尼斯坎南的结论，米勒则对他们都进行了批评。2.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布雷顿与温托布认为，在官僚机构（包括私人公司）中产权不能由法律职称与维护，只能借助于信任关系维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其实并不存在，存在着的只是信任网络。而近期的一些理论扭转了这一趋势，注意到官僚机构中产权的存在以及主管人与官僚主义之间存在着的以产权于契约为基础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在分析官僚机构中的主管人—官僚关系时注重产权的存在，这明显地是受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提出的以产权为基础的厂商理论的影响。在官僚机构中，委托人为立法机构或其代表的选民，代理人是各局行政长官。由于种种原因，官僚机构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是，尽管有诸多困难，官僚机构中也还是存在着委托人监督代理人的有效方式。(六)官僚机构的效率、增长与改革1.官僚机构的效率(1)效率的含义与种类综合起来看，公共选择文献对官僚机构效率的分析，区分了配置效率与X-效率两个概念。(2)配置无效率的原因对于官僚机构而言，配置效率的低下主要起因于官僚机构的垄断性质与需求显示方式。(3)X-无效率的原因官僚机构往往不可能安全实现既定目标，从而供给方面产生X-无效率，其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官僚机构的目标很笼统，很抽象，难以度量，因而必须设置具体化的中间目标或操作性目标，以供官僚机构在运转实奉为准则。但是，操作目标只是正式目标的近似代替，实现操作目标只能以为着次优而不是最优，因而以为着X-无效率。另一个原因是目标的冲突。从供给方面看，官僚机构的X—无效率也起因于公共产出的难于定义与度量：既难于从物质形态上，也难于从价值形态上度量。此外，导致X—无效率的原因还有交易成本高与信息传递有损耗等原因。2.官僚机构的增长官僚机构的增长无论是表现在规模的绝对扩大，还是表现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上升上，都是人们感受到的突出现象。官僚机构增长也许有客观需要的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朝需要过度增长。官僚机构规模过大与增长过快，实际上以为着官僚机构效率的境地，这主要是指配置效率的降低。3.官僚机构的改革从各种文献看，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组织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等，都指出优化官僚机构运行的最基本方法，是强化官僚机构解说责任与外在控制。改进官僚机构的第二种方法是，改进其运行方式与组织形式，这是尼斯坎南提出的，目的是抑制其扩大预算从而扩大部门规模的倾向。
③ 大数据的想象力 从因果关系到相关性分析
大数据的想象力：从因果关系到相关性分析
对于大数据来说，我们今天的时代，就像是德州刚发现油田的时代，它在信息时代的广泛应用与消费，需要各个学科的通力协作、更换思维，正如石油的发现催生工业时代的能源革命一样。
从因果分析到相关性分析
在“前信息时代”，商学院分析消费者行为、市场结构、竞争动态、组织行为、供应链管理时，都局限于有限的样本。因为收集消费者、员工、股票、工厂等的数据都非常耗时，需要承担各种成本。
即使像IBM这样的巨型公司，有能力将《人民日报》历年的文本输入电脑，试图破译中文的语言结构，例如实现中文的语音输入或者中英互译，这项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取得突破，但进展缓慢，在应用中还是有很多问题。
谷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入这个市场，它不是依赖高品质的翻译，而是利用更多的数据。这家搜索巨头收集各种企业网站的翻译、欧盟的每一种语言的文本、巨大的图书扫描项目中的翻译文件。超越IBM以百万级的文本分析，谷歌的大数据是以十亿万级计的。其结果是，它的翻译质量优于IBM，能涵盖65种语言，而且翻译质量在云端不断优化。谷歌凌乱的大数据战胜了IBM少量的干净数据。
那怎样将凌乱的大数据进行对石油一样的提炼与应用呢？一项重要的思维转换就是从传统的因果分析向相关性分析转换。在传统的统计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果关系的可靠性，在有限的样本下，科学家在假设检验中往往用各种专业统计软件进行假设检验，根据概率P值（P-Value, Probability）进行检验决策。P值反映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一般以P < 0.05 为显著，从而确认两个变量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但大数据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在科学界普遍追求的因果关系的检验。大数据主要从相关性着手，而不是因果关系，这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数据的开采模式。例如2009年2月，谷歌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发表了一篇论文，预测季节性流感的暴发，在医疗保健界引起了轰动。
谷歌对2003年和2008年间的5000万最常搜索的词条进行大数据“训练”， 试图发现某些搜索词条的地理位置是否与美国流感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相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跟踪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病人，但它发布的信息往往会滞后1～2个星期，但谷歌的大数据却是发现实时的趋势。
谷歌并没有直接推断哪些查询词条是最好的指标。相反，为了测试这些检索词条，谷歌总共处理了4.5亿个不同的数字模型，将得出的预测与2007年和2008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进行对比后，谷歌公司发现，它们的大数据处理结果发现了45条检索词条的组合，一旦将它们用于一个数学模型，它们的预测与官方数据的相关性高达97%。
数据往往都是不完美的，拼写错误和不完整短语很普遍。为什么谷歌可以实现这么精准的预测？如果从因果关系看，是因为人感到不舒服，或听到别人打喷嚏，或者阅读了相关的新闻后感到焦虑吗？谷歌不是从这种因果关系去考虑，而是从相关性的角度，去预测一个持续发展的大方向，因为大众的搜索词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外界的一个蝴蝶翅膀的扇动，就会使搜索发生系统的、混沌的变化。
英国华威商学院的研究人员与波士顿大学物理系的研究人员合作，同样通过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服务，预测股市的涨跌。研究人员使用谷歌趋势共计追踪了98个搜索关键词，其中包括“债务”、“股票”、“投资组合”、“失业”、“市场”等与投资行为相关的词，也包括“生活方式”、“艺术”、“快乐”、“战争”、“冲突”、“政治”等与投资无关的关键词，发现有些词条，例如“债务”成为预测股市的主要关键词，这篇题为《使用谷歌趋势量化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Quantifying Trading Behavior in Financial Markets Using Google Trends）的论文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同样，2010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发现：Twitter用户的情绪有助于预测股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所倡导的“动物精神”，在大数据的相关性检验下，可以对资产定价实现预测。
当然，谷歌的算法并不是百试百灵，例如，今年早些时候的“谷歌流感趋势”曾经显示，有10%的美国人可能患上了流感。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却显示，峰值只有6%左右（参见图示）。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这是因为谷歌的算法未能充分考虑一些新的外部影响因素所致。例如，媒体对流感的报道增多和社交媒体对流感的讨论增加，都会对该服务的数据和统计信息产生影响。
流感新闻大爆炸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搜索词条。这使人联想到物理学中经典的“测不准原理”。物理学家玻尔认为在量子理论中，任何对原子体系的观测，都会涉及所观测对象在观测过程中的改变，和谷歌的算法一样，我们自身的行为可能也在谷歌的观测中改变，因此不可能对量子有单一的定义，也不可能对谷歌预测的趋势用平常所谓的因果性去理解。
红线是谷歌算法的预测值 蓝线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
大数据与中国哲学
当大数据占据我们这个信息社会的中心舞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个世界。传统知识观中的因果律遭到极大的挑战，而相关性则让我们从对过去的理解，解放出对未来的预测。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大数据像量子力学一样，帮助我们进入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或许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气运”观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大数据所揭示的新世界。
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座》中阐述道：气是如何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气是能动的、不安静的，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和者为气之阳，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称之为‘阴气’。”这一阴一阳，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道。一切的气数与运道都可以在阴阳循环、消长中体现出来。
在没有大数据的工业时代，阴阳观无法像西方哲学那样解释直线的因果关系，可能与迷信、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大数据的兴起，使人类第一次有了直接的工具来衡量阴阳的变化、预测气运的消涨。阴阳五行之说，可以直接在谷歌算法的各种迭代相生相克出来。如果席勒所说的“动物精神”理论真的可以预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循环周期，大数据所揭示的阴阳循环，或许可以帮助人类提早对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做好准备。
从更广的层面说，如果每一个平民都能自由接触到大数据的分析（而不是政府垄断），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就是，数据不再是《1984》世界中冰冷的老大哥控制的机器，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个体的因素沉浸在系统中，影响系统的方向与决策，人的各种因素：风险、意外、热爱、冷酷，甚至错误，都可以在大数据中的阴阳变化中体现出来。
人类的各种自觉、创造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更快地实验、更多的探索。人类灵感产生的各种火花第一次可以通过大数据多方面多层次爆发出来，这将是个美丽的新世界——人类的创造力可以在大数据中充分得到精彩的发现！
对市场营销者来说，大数据是个无尽的宝藏。人类的各个层面、各种环境的影响，例如如天气变化和市场情绪的变化，都可以在对广告的分析中展现出来，用户的画像将会实时展现得无比真实、如何分配和优化媒体投资，如何设计产品属性、如何精准地定位……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将改变商业的许多决策。
但大数据能否取代创业家呢？360、小米、微信、QQ等产品虽然可能得益于大数据驱动的用户画像与产品循环迭代，但创业家的灵感、承担风险的勇气、对市场的敏感与触觉，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天时地利中的运气，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对数据的提炼、应用、解读、判断的各个环节，都对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永恒的挑战。
尽人力，知天命，天下之大，其兴其亡，尽在大数据的宇宙中。
或许杜克大学的数据分析硕士也应该选修点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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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要进行大数据量的计算
你这问题深了，是专业人士吧听你说这么多数据计算这么多遍还是相当的恐内怖的阿，容建议你还是问同事或同业人士比较好，一般人不会做这么大数据的计算国内电脑品牌肯定联想是老大，不过这个和牌子没有太大关系了，主要看配置，只要配置相同运行速度就基本一样我能给你的信息只是一款测试软件“super派”，圆周率的3.1415926那个“派”，它是自动计算“派”小数点后多少万位的一款软件，你可以选择是52万为、104万位或更高，确认后他就自己执行，算10次出个时间，算20次出个时间（一直算到多少次忘记了最后好像是到100次把），时间越短说明计算机速度越快你可以自己大概算下自己需要多快的速度，然后用这软件去在朋友的电脑上测试，按你认为满意的电脑配置买电脑就可以了，呵呵vista虽然趋于稳定，很多软件也兼容了，不过目前还是XP较好
⑤ 公共选择学派如何体现其新自由主义思想
公共选择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形,属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机制,推崇古典经济学思想,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用布坎南的话说,“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是介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交叉理论,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非市场决策,即政治决策~
⑥ 制度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
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他们将政治过程纳入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
⑦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的《俱乐部经济理论》(1967)就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公共决策中的以脚投票理论。布坎南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乔治.梅森大学教授，1986年因把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填补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6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逐渐成型的阶段，这一阶段，布坎南等人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张在经济研究上回到古典学派，分析规则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了《赞同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1969年与塔洛克在弗吉尼亚工艺学院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公共选择》杂志，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迅猛发展，同时使公共选择理论传播到欧洲和日本。 布坎南对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学著作推崇备至，曾于1955——1956年和1959——1960年两度赴意大利进修。布坎南在多种场合分析了公共选择学科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并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与政治作为交换过程的特点。这三个要素被称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方法或公共选择思路。
⑧ 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
他们主张：尽管经济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消费者和厂商，而政治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 政治家、政客、选民和利益集团，但他们的行为目标并无差别，区别仅在于，在经济市场交易的私人物品，而在政治市场交易的是公共物品；前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 为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后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为公共物品利益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政府不过是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为和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此外，由于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和官员之间的双边垄断，他们在预算规模上的目标一致性，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由于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直接民主面临高成本，而间接民主面临机会主义），公共选择学派为此提供了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宪法制度改革。 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分支，公共选择学派一直是市场失灵的坚定辩护者。 他们所提供的救治政治市场失灵的两条思路，也只不过是将经济市场的运行规则引入政治市场。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好化改革，是指通过将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 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效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明确界定公共物品的产权；2.在公共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官员的激励机 制，按照市场规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的显示其偏好。所谓宪法改革，是指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布坎南认为，规则和政策的关系如同博弈规则和博弈策略的关系，前者 的改变可能增加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而后者的改变只会改变利益在参与者中的分配格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特征归纳如下：1.公共选择学派继承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并将这一坚定泛化到政治领域；2.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治市场博弈行为的结构也不必然为政 府干预经济提供理由；3.基于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引入竞争直接否定了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公有经济的合理存在空间是非竞争的公共品领域”这一论断。显然，公共选择学派尽管没有直接的主张公有经济的低效率，但从其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来看，公共选择学派是排斥公有经济的。
⑨ 大数据:从因果分析到相关性分析
大数据:从因果分析到相关性分析大数据已经不再是计算、统计学科的专宠，商学院开始的广泛应用，表明大数据正式进入各行业的广泛应用。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在著名的《信号和噪声》一书中说：“大数据中大多数都是不相干的噪音。除非有很好的技术信息进行过滤和处理，否则将惹上麻烦。”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今年秋季开始招收大数据商业分析方向的硕士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也将录取海外大数据分析的博士生作为新录取教职人员的重点之一。大数据已经不再是计算、统计学科的专宠，商学院开始的广泛应用，表明大数据正式进入各行业的广泛应用。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在著名的《信号和噪声》(Nate Silver, The Signal and the Noise)一书中说：“大数据中大多数都是不相干的噪音。除非有很好的技术信息进行过滤和处理，否则将惹上麻烦。”也就是说，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新方式，但它往往还是类似原油粗糙的形式，没有商学院的提炼与应用，它就无法变成汽油、胶粘剂、阿司匹林，唇膏等各种现代工业产品。对于大数据来说，我们今天的时代，就像是德州刚发现油田的时代，它在信息时代的广泛应用与消费，需要各个学科的通力协作、更换思维，正如石油的发现催生工业时代的能源革命一样。从因果分析到相关性分析在“前信息时代”，商学院分析消费者行为、市场结构、竞争动态、组织行为、供应链管理时，都局限于有限的样本。因为收集消费者、员工、股票、工厂等的数据都非常耗时，需要承担各种成本。即使像IBM这样的巨型公司，有能力将《人民日报》历年的文本输入电脑，试图破译中文的语言结构，例如实现中文的语音输入或者中英互译，这项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取得突破，但进展缓慢，在应用中还是有很多问题。谷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入这个市场，它不是依赖高品质的翻译，而是利用更多的数据。这家搜索巨头收集各种企业网站的翻译、欧盟的每一种语言的文本、巨大的图书扫描项目中的翻译文件。超越IBM以百万级的文本分析，谷歌的大数据是以十亿万级计的。其结果是，它的翻译质量优于IBM，能涵盖65种语言，而且翻译质量在云端不断优化。谷歌凌乱的大数据战胜了IBM少量的干净数据。那怎样将凌乱的大数据进行对石油一样的提炼与应用呢?一项重要的思维转换就是从传统的因果分析向相关性分析转换。在传统的统计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果关系的可靠性，在有限的样本下，科学家在假设检验中往往用各种专业统计软件进行假设检验，根据概率P值(P-Value, Probability)进行检验决策。P值反映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一般以P < 0.05 为显著，从而确认两个变量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但大数据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在科学界普遍追求的因果关系的检验。大数据主要从相关性着手，而不是因果关系，这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数据的开采模式。例如2009年2月，谷歌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发表了一篇论文，预测季节性流感的暴发，在医疗保健界引起了轰动。谷歌对2003年和2008年间的5000万最常搜索的词条进行大数据“训练”， 试图发现某些搜索词条的地理位置是否与美国流感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相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跟踪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病人，但它发布的信息往往会滞后1～2个星期，但谷歌的大数据却是发现实时的趋势。谷歌并没有直接推断哪些查询词条是最好的指标。相反，为了测试这些检索词条，谷歌总共处理了4.5亿个不同的数字模型，将得出的预测与2007年和2008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进行对比后，谷歌公司发现，它们的大数据处理结果发现了45条检索词条的组合，一旦将它们用于一个数学模型，它们的预测与官方数据的相关性高达97%。数据往往都是不完美的，拼写错误和不完整短语很普遍。为什么谷歌可以实现这么精准的预测?如果从因果关系看，是因为人感到不舒服，或听到别人打喷嚏，或者阅读了相关的新闻后感到焦虑吗?谷歌不是从这种因果关系去考虑，而是从相关性的角度，去预测一个持续发展的大方向，因为大众的搜索词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外界的一个蝴蝶翅膀的扇动，就会使搜索发生系统的、混沌的变化。英国华威商学院的研究人员与波士顿大学物理系的研究人员合作，同样通过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服务，预测股市的涨跌。研究人员使用谷歌趋势共计追踪了98个搜索关键词，其中包括“债务”、“股票”、“投资组合”、“失业”、“市场”等与投资行为相关的词，也包括“生活方式”、“艺术”、“快乐”、“战争”、“冲突”、“政治”等与投资无关的关键词，发现有些词条，例如“债务”成为预测股市的主要关键词，这篇题为《使用谷歌趋势量化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Quantifying Trading Behavior in Financial Markets Using Google Trends)的论文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同样，2010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发现：Twitter用户的情绪有助于预测股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所倡导的“动物精神”，在大数据的相关性检验下，可以对资产定价实现预测。当然，谷歌的算法并不是百试百灵，例如，今年早些时候的“谷歌流感趋势”曾经显示，有10%的美国人可能患上了流感。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却显示，峰值只有6%左右(参见图示)。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这是因为谷歌的算法未能充分考虑一些新的外部影响因素所致。例如，媒体对流感的报道增多和社交媒体对流感的讨论增加，都会对该服务的数据和统计信息产生影响。流感新闻大爆炸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搜索词条。这使人联想到物理学中经典的“测不准原理”。物理学家玻尔认为在量子理论中，任何对原子体系的观测，都会涉及所观测对象在观测过程中的改变，和谷歌的算法一样，我们自身的行为可能也在谷歌的观测中改变，因此不可能对量子有单一的定义，也不可能对谷歌预测的趋势用平常所谓的因果性去理解。大数据与中国哲学当大数据占据我们这个信息社会的中心舞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个世界。传统知识观中的因果律遭到极大的挑战，而相关性则让我们从对过去的理解，解放出对未来的预测。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大数据像量子力学一样，帮助我们进入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或许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气运”观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大数据所揭示的新世界。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座》中阐述道：气是如何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气是能动的、不安静的，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和者为气之阳，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称之为‘阴气’。”这一阴一阳，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道。一切的气数与运道都可以在阴阳循环、消长中体现出来。在没有大数据的工业时代，阴阳观无法像西方哲学那样解释直线的因果关系，可能与迷信、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大数据的兴起，使人类第一次有了直接的工具来衡量阴阳的变化、预测气运的消涨。阴阳五行之说，可以直接在谷歌算法的各种迭代相生相克出来。如果席勒所说的“动物精神”理论真的可以预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循环周期，大数据所揭示的阴阳循环，或许可以帮助人类提早对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做好准备。从更广的层面说，如果每一个平民都能自由接触到大数据的分析(而不是政府垄断)，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就是，数据不再是《1984》世界中冰冷的老大哥控制的机器，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个体的因素沉浸在系统中，影响系统的方向与决策，人的各种因素：风险、意外、热爱、冷酷，甚至错误，都可以在大数据中的阴阳变化中体现出来。人类的各种自觉、创造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更快地实验、更多的探索。人类灵感产生的各种火花第一次可以通过大数据多方面多层次爆发出来，这将是个美丽的新世界——人类的创造力可以在大数据中充分得到精彩的发现!对市场营销者来说，大数据是个无尽的宝藏。人类的各个层面、各种环境的影响，例如如天气变化和市场情绪的变化，都可以在对广告的分析中展现出来，用户的画像将会实时展现得无比真实、如何分配和优化媒体投资，如何设计产品属性、如何精准地定位……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将改变商业的许多决策。但大数据能否取代创业家呢?360、小米、微信、QQ等产品虽然可能得益于大数据驱动的用户画像与产品循环迭代，但创业家的灵感、承担风险的勇气、对市场的敏感与触觉，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天时地利中的运气，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对数据的提炼、应用、解读、判断的各个环节，都对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永恒的挑战。尽人力，知天命，天下之大，其兴其亡，尽在大数据的宇宙中。或许杜克大学的数据分析硕士也应该选修点中国哲学。